· 田野编 · 编者按 ·

如今，所谓正式与稳定的标准就业机会已不再被许诺，不稳定（precarity）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俄勒冈森林里的蘑菇采集者身处空间与经济链的边缘，中国平台经济中的骑手也陷入自营、加盟、众包等众多新劳动关系的迷雾之中。相较于成熟工业社会里新出现的“非正式经济”，对于很多地区而言，多元灵活而又充满风险的生计环境从来不是一桩新鲜事。面对不稳定的全球经济与生计现状，超越现代化发展观中对所谓正式工作的假定是觉察与应对的第一步。

本期田野编的作者中尧曾是东非坦桑尼亚某中资企业的“中国经理”，文中他详述了（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企近年来所推广的直销商业模式，以及这种看似新颖的劳务关系如何利用并加深了当地灵活而不稳定的普遍劳工状态。在坦外企们以几近于无的底薪聘请“自由职业者”们并与之合作推销产品，推销员们的收入完全仰赖提成，自负劳动后可能一无所获的风险。文章的第三节以Alex的生活为具体案例，将这种不稳定工作条件置于城市青年生计网络之中。最后一部分则提供历史纵深，展示了自殖民时期以来，坦桑城市无产者在各种灵活、不稳定生计环境中与各政府间的博弈互动。

作者 / 中尧

编辑 / 叶葳

在坦桑尼亚，跨国公司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利用劳动力，在其中，公司与劳动者的关系由雇佣转变为合作。通过将雇佣劳工转变为自雇个体户，公司得以实现开支削减和风险规避。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将不稳定劳工视作一个全球化之后涌现的新现象，认为数字技术协助下的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工引入发达国家造成了劳动岗位的不稳定化。然而在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雇劳动却有一个不同的背景。通过我在坦桑尼亚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以及历史文献分析，本文试图首先展现一种特殊形式的自雇劳动：这种劳工既是无薪的雇员，也是债务关系中的自雇个体户。本文进一步在坦桑尼亚经济背景中考察这种劳动形式，指出不稳定劳动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1980年代全球化之后的结果，早在1950年代，伴随着非洲城市的迅速扩张，街头小贩就已经成为了坦桑尼亚城市无产阶级主要的生计形式。这种生计形式是现代化许诺的一个重复失败。

前言

我于2020年底来到东非坦桑尼亚的一家跨国企业工作，负责销售管理。在来坦桑工作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公司的同事们反复讨论着“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的招募和薪酬政策问题，会议全程我都感到十分迷惑，哪来的这么多自由职业者？为什么公司需要自由职业者们来完成销售业务？随着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并不真正“自由”的新劳动形态：在这种劳动关系中，企业将实质上与自己构成劳动关系的工人定位为自雇劳动者，从而降低用工成本，实现灵活用工。这种用工形式之所以会被接受，是因为坦桑城市化以来的零工和自雇劳动传统。

我所在的公司在坦桑已经经营近十年，主营数字传媒业务。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并不来自于实体产品销售（付费买产品），而主要依赖于传媒服务费（付费看节目），尽管如此，终端产品销售总是所有业务开展的第一步，本文呈现的“自雇打工”案例即主要发生在终端产品销售的过程中。坦桑该细分市场内主要有三家企业，分别是本土品牌A、法国品牌B和中国品牌C，三家公司彼此在销售模式和用工方式上各有侧重。我在所处公司担任销售管理岗位前后共计一年，利用业余时间对公司的“自由职业”雇员进行了简单初步的田野研究。

自1990年代起，不稳定工作这一现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Standing, 2011）。大多数文献将其描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在网络平台技术的辅助下日益增长的外包和分包实践的结果（Johannessen, 2019；O'Reilly, Fagan, et al., 1998）。全球化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互联网使工作外包成为可能。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在已经工业化或已经工业化的国家进行的。斯坦丁将不稳定无产阶级根据来源分为三类，即从工人阶级社区脱离出来的人、移民和受教育的人（Standing, 2015），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的景象。在发达国家，不稳定工作也以自雇劳动的形式出现，但将这些劳动形式称作自雇通常会被研究者贴上“虚假的”、“伪造的”的标签，因为研究人员倾向于将不稳定工作视为对正常工作的偏离或其衰退（B?heim & Muehlberger, 2006; Harvey & Behling, 2008）。虽然盖伊·斯坦丁认为不稳定劳工形成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阶级”，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要关注全球南方的学者，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传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Munck，2013)。然而，对于那些从未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稳定劳工可能既不是一个“新”阶级，也不是传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同意普遍的体面工作只是现代性无法兑现的承诺，那么，那些放弃了离开部落生活而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城市失业无产者，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既不是已经被资本主义治理术所俘获的主体（Hardt & Negri, 2000），也不是现代化完成后最终会消失的中间产品，不是被吸附在资本主义边缘的前现代生产方式下的历史遗物（Amin, 1976)，更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诞生的新群体（Standing, 2011）。这些“铜带人”处在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生产体系之间的巨大裂缝中（Ferguson, 1999）。随着21世纪劳动力的不稳定化，这个群体实际上正在扩大。借由各种各样的关系形式，他们被不稳定地整合进主流的生产方式当中。

我的讨论会围绕我的朋友Alex的生计展开，Alex今年20岁，高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了，不会说英语。我本人亲自参与了所谓“自由职业者”项目的执行。在项目中我的身份是一名“中国经理”。我和我的对话者的沟通是在我们工作关系结束后的空闲时间进行的。所有信息都是从斯瓦希里语翻译过来的，相关人士知道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了。相关个人信息在不影响论述的情况下已模糊处理。

品牌C的产品推销活动现场

（图源：本文作者）

“自雇打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定义，“雇员是指所有那些拥有‘有偿雇佣工作’的工人，在职者拥有显性的（书面或口头的）或隐性的雇佣合同，接受基本报酬，收入不直接依赖于他们工作单位的经营利润。雇主是那些用自己的名义工作或与一个或几个伙伴一起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类型被定义为‘自雇工作’（即薪酬直接依赖于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利润的工作）”。一般而言，自雇老板和受雇工人之间本应是雇主与雇员的区别。这两身份本不易混淆。但在下文中我们将描述一种劳动形式，其中劳动者既是雇员工人也是自雇老板。

在东非，大多数电子产品都是通过代理商（wakala）销售的，他们的实体店遍布整个国家。这些代理商以高于进货价的价格把产品卖给终端用户赚取差价。一般来说，厂商总是倾向于减少他们和客户之间的中间商的数量。开展直销，既可以增加厂商的单笔收入，又可以提高销售量。直销发展的核心难点是团队管理和成本控制。正是直销的推广产生了对自雇个体户的需求。

（1）工人

为了实现从中间商模式到直销的转变，企业开始大量使用“零工”：这些临时工的工资仅为正规员工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但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式员工的数量。零工的主要工作就是销售，即穿着印有公司标志的制服，拿着产品挨家挨户敲门推销。

推广的方式有不同的两种。第一种，销售人员只是一个个地敲门，或者拦截路人推销产品。这些零工需要在工作中面对一次又一次令人沮丧的拒绝。第二种则需要投资租赁音频系统。当有音乐时，人们会聚集在音乐周围，趁机推销就可以产生更多的收益。不仅是消费者，零工们也喜欢音乐。Alex说，整个项目中最令人享受的部分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在音乐中工作。但由于高昂的音响设备租金，我们很少租用此类设备。一个推广项目通常持续十天或两周。同属一车的推销员们也会有日常性的互助，比如冷的时候借件衣服穿，但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不能锻造坚固的友谊，项目结束之后这些工友们通常都各谋出路去了，很少联系。

零工们坐着同一辆车开展上门推销活动

（图源：本文作者）

零工们有一个类似于薪水的津贴，但这一津贴并不是“收入”，因为它仅仅足够支付工作中产生的额外成本。按设计，临时工的薪酬结构是5000先令/天（约2美元）的日结基本工资，加上7000先令/单（约3美元）的销售提成。因为该推销项目在城郊或农村进行，故临时工需在外住宿，与此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居住的房子仍然需要支付房租。村镇旅馆的单床房住宿费用每晚约10000先令（约4.35美元），为了省钱，临时工们通常两人睡一张床，因此5000先令/天的基本工资实际上是用来支付住宿费用的。如果项目是在城内开展，这一基本工资就会被取消。正是基于这一津贴，我们或许可以认定零工与资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然而另一方面也需要意识到，自由职业者的基本工资接近于零，几乎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所有的有效收入都依赖于佣金，这使得他们的工作非常类似于自雇个体户。资方领导也意识到了这种雇佣和自雇的双重性，公司销售部门领导在向团队解释政策时会强调，“这项业务相当于我们借给本地人几十台货去做生意，能不能做成看他本事，我们再根据业务结果动态调整团队”。

收入支出估算表，如果销售员未能达成销售，恐将入不敷出（1000坦桑先令约为人民币2.75元）

在多重的生活压力下，临时工会在紧张的预算限制内谨慎地规划每一笔开销。根据实际结果测算，每个临时工平均每天成交0.75单，这些零时工的日薪约为10250先令（约4.25美元）。减去用于住宿的钱，相当于每日收入中约有5250先令（约2美元）的剩余用于吃饭，这个钱在乡镇里大概刚好够一个人吃2餐带肉的食物。人们也可以选择少吃或者吃更便宜的食物（如烤玉米），实际上Alex告诉我，他一天的饮食开销大约3000先令（约1.3美金）。如同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所说，贫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状态，即使在看起来已经不能更贫瘠的地步里，穷也是一个可以拉出不同难度级别的谱系。推广项目每队8人，在我近距离参与的一次项目中，4位是19-23岁的青年男生，4位是30岁以上的中年男子。据同事称，这些中年人家中还有孩子等待养育，因此人们可能会选择在车里露宿，或每天只吃一顿以攒下更多的钱补贴家用。这4.25美元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或不使用的方法。这个日薪标准在市场上属于中规中矩的价格，既不算高也不至于低到无法招徕工人，属于无技术要求且无资本投入的临时工岗位的正常价格。对于Alex这样既无贷款也没孩子的青年来说每天尚能有些结余，已经是还不错的活计，如果没有家人生病之类的更急迫的事，只要有这样的机会，Alex都会参加。

（2）在债务中生产

直销要求将一些货物交给没有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由职业者。除了不成文的劳动契约以外，被给出的货物也构成了自由职业者与公司之间一个不成文的债务关系。这种关系由一个数字标签标定。技术标识着物品所有权并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债务。

在直销过程中，一旦零工带着货物逃跑，公司将很难追踪到他们。数字控制成为了解决方案：每个产品都有一个数字标签；产品售完后必须由公司在系统中进行注册，否则就无法使用。因此，只要货款没有交还给公司，被盗的货物就不能使用。在货物交予零工之后，工人与公司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他要么需要将货还给公司，要么要将售得的钱分一部分回去。当债务仍有待偿清时，债务契约通过数字控制来标定；而当违约发生，债务关系将直接浮出水面。

在薪酬待遇可能进一步降低的时候，集体抗争偶尔发生，工人们会暗示一旦继续降薪就将集体罢工。而拒不“还债”则可视作对债务约定的个体拒绝——即使存在数码限制，零工也可以把产品卖出去，许诺顾客以后再激活它。在收到钱后，零工直接携款逃跑，给顾客留下无用的产品。这种卷货逃跑的行为也多发于降薪计划推行的时期。

当携款逃跑真实发生，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实施偷窃的零工来负责。作为一名坐在办公室里的管理者，我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处理债务问题上。所有赊出去的货物都以应收帐款的形式被财务记账，当确认欠款无法收回，一般的处理程序是先报警，再找到保险公司尽量获得赔偿。卷货逃跑也发生在有合同的正式工人身上。一次，我团队的一名正式员工在负责跟车管理直销计划时恰逢妻子生育。他无力支付医院费用，所以把公司给他的货物拿去卖了，而没有把钱还给公司。考虑到他的家庭情况，我不想报警抓他，与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还款协商，并要求他写下了承认此债务存在的字据，字据中清晰地将这一关系表达为“债（deni）”。此事最后仍然以他的失联告终。他失踪后我向警察报案，警察告知我们该案件已经立案，但并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盗窃公司货物的正式职工被举报到警方，但首先是公司将他控制住并押送到警局，该职工才得以落网。警察在保护财产方面所能做的事情相当有限，企业想要保证自己的顺利运营，技术成了最可靠的方式。

作为外资公司，中国公司很难在当地法院打赢劳资纠纷的官司。但是有时候不诉诸劳动法是劳资双方的共同默契。根据法律，雇佣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大约是30万先令（约130美元）。如果零工工作超过三个月，公司必须评估他的工作以决定是否转正，因此临时工很少被连续雇佣超过三个月，这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职位的不稳定性。但有些连续为公司工作的临时工也并不会在三个月之后借此向公司提出转正，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他以后连临时工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了。

我所在的公司并不是使用自雇雇员的唯一案例。同集团的赞比亚分公司在没有基本津贴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大量的无底薪直销团队，并被作为样板在其他项目国宣讲推广。这样的灵活用工在各类大型公司十分常见，移动通讯公司Vodacom雇用了大量的直销队伍进行类似的上门推销。太阳能销售等其他货值较高的业务领域，这样的用工也屡见不鲜。资方不断尝试将雇佣劳动力转化为与个体户合作，从而减少所需承担的劳动风险和劳动力投资风险。

互联网经济崛起后，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不稳定劳工，公众号“至诚劳动者”分析中国外卖骑手的文章《骑手迷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以令人敬佩的扎实工作揭露了中国外卖平台灵活用工的发展史。在东非，尽管有现象上的相似，坦桑尼亚城市无产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与高度工业化世界的无产者有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初殖民时期以来，个体经营和打零工一直是坦桑尼亚城市无产者平行进行的生计办法。打零工和做生意之间的区别经常是模糊的，个体经营者和临时工之间的重叠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三节将强调这一背景，并通过这种重叠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非洲城市不稳定劳动者视为传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打零工与做生意：
自雇打工的经济背景

对于部分曾经有过稳定收入和体面工作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而言，自雇劳动可能是直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后才进入视野的劳动形式。但对于坦桑无产者而言，自雇劳动和零工的结合是近一百年来一贯如此的传统生计。坦桑尼亚城市无产阶级通常需要同时进行多种经济活动，其间界限并不清晰前文所述的”自雇打工“只是其中一种。

（1）打零工

对于这些无产者而言，日结或次结的工作是十分常见的。这些零工机会的来源十分复杂，我大致按获取渠道将其区分为熟人介绍和自行谋取两类。

熟人介绍的零工通常是跑腿性的或事件性的。比如朋友本应去机场接一个客人，但有事走不开，所以就花钱请人帮忙去接。这种零工规模并不小，我不少朋友都表示，选择定居的城市时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是否有足够的人脉网络能够接到数量足够的零工以维持生计。家庭和朋友关系是这种生计的前提，与此同时，这些关系不仅带来了零工的机会，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做小生意的机会也嵌入在同样的网络中。

自行谋取的零工则主要是纯粹的体力劳动，比如摩托车驾驶、三轮车驾驶、货物装卸等。对于各类司机而言，零工和自雇小生意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像城市小贩一样，摩托车司机也必须自己寻找顾客。更典型的零工是做装卸工人。每个城市的商业中心都会有许多城市游民在街上闲逛。当载满货物的货车来到店门口时，他们就会聚集在卡车周围，以便有机会参与卸货，获得报酬。零工的类型五花八门，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努力将他们的劳动商业化，虽然这些机会并不总是可得的。

我询问过的所有人都会告诉我，坦桑尼亚有大量的零工机会，只要你愿意干活，饿总是饿不死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并不时时刻刻都能找到合适的零工机会，Alex总是在特别积极地寻找各种可能的工作，甚至口头表达过“只要醒来我就想工作”，尽管如此，待业仍是常态。

除了有日薪的临时工作，一些可以学到技术的无薪学徒岗也是可能的工作选择。一次没货的时候，我闲聊问Alex他在干什么，他说自己在修车铺工作，我很惊讶他竟然还会修车，他告诉我他只不过是当学徒工，希望学门手艺，所以是无薪的。没过两天当我又提起此事，他说修车铺因为债务问题关门了，于是他就没干了。在他自己的叙述中，这种待业的状态被称作“back to street”，此前他做过的不稳定工作还包括碟片刻录、街头卖药等。

（2）做生意

与劳动力过剩供给相伴随的，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伯利认为，正是日常生活品的商品化为自雇形式的个体经营创造了机会（Berry, 2019）。每天早上，我们办公室都会有一位提着暖水瓶来卖早餐粥的中老年妇女，一杯粥500先令。自殖民时代以来，这就是坦桑城市游民最典型的工作形式。我之所以坚持将上文提及的劳动形式称作“自雇”打工，而不将其认定为某种假扮作自雇的新自由主义劳务关系，是因为对坦桑本地人而言，这种“自雇打工”只是街头叫卖烤玉米的某种更低投入、更高收入的版本。

坦桑的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了把做生意当作基本的生计来源。你可以在几乎每个红绿灯路口看到试图贩卖小商品的小贩。与这些小贩相似，由于正式工作的收入之低，我工作中认识的大部分正式员工都有自己的小生意，他们售卖的产品以衣物或电子产品为主，人们依赖Facebook和whatsapp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客户联络。招聘面试中，大量的男女应聘者都有在社交媒体上做小生意的经验。公司有位在职员工甚至给他的whatsapp设立了类似于淘宝客服的自动回复，有一次我找他讨论工作，直接收到了“欢迎光临我的店铺，顾客就是我的上帝”的自动回复。一位正式员工告诉我，生计可以分为三种，自己做生意、有正式工作、打零工，其中自己做生意被认为是最好的，打零工最不好，正式工作居间。我的朋友Alex与家人的个体户经商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哥哥有个体面的服装店，Alex从帮哥哥做衣服开始，逐步攒下了自己的一点小钱。所谓“做衣服”，实际上是给衣服印花，店老板会从市场买来纯色的衣服（如纯白T恤，纯黑卫衣）自己再加工，这些衣服一般来自肯尼亚内罗毕。加工使用的工具是一个木框框起来的硬布，硬布上有印花镂空或会做薄，成了印模，工人们拿着喷筒往模子上喷，就可以把印花印上衣服。这项工作并不难，所以一般都是来货的时候家庭小作坊一次性做完一批货，用工比较零散。由于要考虑喷涂的位置、印花的选用、颜色的搭配、该工作有点类似于绘画。Alex很喜欢这些关于潮流和时尚的创造性工作，无事可做的时候也会在屋里练习画画，他向我展示过他的习作，似乎是一张丙烯画，画得确实一般般。这个工作模式颇像《跨越边界的社区》中展现的浙江村早期的家庭成衣作坊，来打工的亲属攒下一些钱之后就可以开设自己的店面了。

Alex哥哥的服装店，左为印框
（图源：本文作者）

高中毕业两年，Alex也攒下了一些钱，虽然并不多，但足够他在路边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这个店大概8平米左右，实际上是租了一块地，然后用长木条和塑料布搭起来的沿街小棚子。棚子里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有的看起来像二手的。和哥哥的店里不同，他自己店里的衣服大多并没有经过再加工。这样一个店的地租每月大约30000先令（约13美元），每月销售进账大约有350000先令（约152美元），也得看生意好坏。粗略算下来，扣除进货成本，每月结余大概刚好够他的三餐加房租，如果日子过得紧些也许还有剩余。Alex的弟弟弗朗西斯最近正在等待一份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没事的时候就会帮哥哥看店。如果弗朗西斯在店里，Alex就可以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的零工机会。故而虽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这个服装店，但是他在就业市场上呈现出的面貌却通常是一个临时工。

Alex的服装店

（图源：本文作者）

到2021年底，Alex的现金储蓄总额只有大约15万先令（约合70美元）。由于服装店的收入只够Alex的日常开销，这些储蓄的主要来源就是各种零工。除了日常开支和紧急情况，节省下来的钱主要用于两个方面：翻新自己的店面和组装摩托车。Alex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摩托车司机。成为摩的司机不仅是一件很酷的事，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较稳定的生活来源。由于打零工和做生意都不需要全勤投入，这两个方向对Alex而言并不矛盾。

打零工（劳动收入）和做生意（投资收入）之间构成了一种积极的互动和补充，共同维持着个人消费与投资。它们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其（不）稳定性和收入之微薄倒是颇为相似，并且也可能依赖相同的资源和关系。Alex既不是标准的工人，也不是资本家。他所做的不过是尽其所能地谋生。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创造的发达国家的零工经济新现象不同，自20世纪初坦桑尼亚城市化进程开启以来，坦桑尼亚无产者的生计就几乎一直如此：正式工作总是稀缺的，劳动力总是过剩的，零工总是要很努力才能找到；卖的商品种类可能有差异，但卖东西的做法总归区别不大。

混混、小贩与“忙人”

在坦桑的日常生活中，mishemishe和machinga是两个极为常见的词。其中，斯瓦西里俚语mishemishe起源于英文“mission”，是说那些忙这忙那的人，其指代范围十分宽泛；machinga则具体特指其中的街头卖货小贩。不过，这两个概念都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1960年代以前，这些人被殖民政府统一识别为wahuni，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混混”。从殖民晚期至今，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朝向城市无产阶级的驱逐以及城市无产阶级的生计方式却一以贯之。

自殖民时期开始，对于坦桑这片土地上的执政者而言，城市街头游民就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坦桑最大的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经历了快速的人口扩张（从1948年的6.92万增长到1961年约16万）（Burton 2005: 195），大量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但城市并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许多坦桑人依靠在城市街头兜售小商品维生。根据ILO数据，1955年包含农林业劳工在内，坦噶尼喀主要行业支薪劳动者共计约41.3万人（Bellucci & Ecker 2019: 39），不到当时全国人口的5%。这一比例在随后的五十年间虽有变化，但仍然不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坦桑尼亚支薪劳动者占比从2000年的6.8%增长到2010年的12.6%（Ibid.: 43）。与雇佣劳动的增长伴随的是城市人口更快的扩张，2012年坦桑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达市人口已增长到436万（Tanzaninan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大致相当于1948年的63倍。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自雇”始终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有研究称（Adam, Collier & Ndulu 2017: 173），2014年左右，坦桑尼亚适龄劳动人口中约有82%的人的劳动形式为自雇劳动，支薪劳动者约只占适龄劳动人口的8%。

世界银行2014年的报告显示的坦桑劳动人口劳动形式分布。此报告为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人口将近占据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根据安德鲁·伯顿（Burton，2005）和艾莉·特里普（Tripp，1997）的梳理，城市无产者的遭遇大致可以以建国初期和结构调整为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殖民时期，达累斯萨拉姆的殖民官员将城市无产者识别为wahuni，他们被视作道德败坏的潜在犯罪分子，殖民政府曾多次下达指令驱逐低端人口。但由于治理力量的薄弱，驱逐始终雷声大雨点小，记录在案的驱逐案例从1938年的32例增加到1958年的2034例（Burton 2005: 251）。殖民晚期城市驱逐力度的增大酝酿了城市无产者对殖民者的不满，观察到这一日益扩大的对殖民统治的不服从，当时领导民族独立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国家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TANU）将这视作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然而独立之后的坦盟政府却几乎沿袭了同样的驱逐政策。在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独立后的坦政府对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无产者进行了更加强有力的驱逐，这一驱逐在1983年通过的人力资源法令“Nguvu Kazi”中达到了巅峰。这一阶段的驱逐伴随着Ujamaa政策的同步施行，大多是仓促而缺乏整体规划的。1976年9月1.1万名无业游民被识别并被要求搬进30个在达市周边建立起的Ujamaa社区，头两个月只有150人自愿入社，采取强制措施之后10天内搬进了1000人，然而由于后续的配套规划并未跟上，人们搬进Ujamaa社区后无所事事，不知从何开始新生活，不久之后人们就纷纷逃离Ujamaa回到了城里（Burton, 2007）。

图片内容为《清除不良人士条例》“Removal of Undesirable Persons Ordinance”
（图源：转引自Andrew Burton, African Underclass, p.261）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正式工作机会稀缺，但从收入上而言正式工作仍高于非正式工作。但到了1980年代，坦桑尼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期间正式雇佣工的工资大幅下降以致几乎不能糊口，正式工作岗位大幅度裁员，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副业寻求生计，起初只是小部分人开始尝试私营经济的运作，随着民间自发行动的日益增长，政府开始逐步放开对相关私营经济的管制禁令，人们依靠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经济网络度过了艰难的80年代。承袭斯科特的思路，艾莉·特里普的作品《改变规则：自由化的政治与坦桑尼亚的非正式经济》出色地考察了这一过程中自发的非正式经济行动对正式制度变迁的推动（Tripp, 1997）。如今非正式经济的从业者不再被视作纯粹的街头混混（wahuni），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Mishemishe”。

从Wahuni到Mishemishe，城市无产者实质性的生计方式并未发生明显的转变，改变的是政经环境和道德观念。建国以前，殖民政府将离开部落来到城市的非洲青年整体性地视作道德败坏的人群，认为他们一方面失去了传统部落习俗的约束，另一方面又没能成为现代公民，是城市中犯罪、不道德行为高发的群体，与这一观念相伴随的是城市中的种族区隔政策，以及wahuni这一污名化的表述。

建国以后，坦盟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驱逐。其中，magenge群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时期城市无产者一个重要的生计来源是在街头贩卖熟食（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卖粥妇女），他们有时会在街头直接架起炉子烹煮食物，围绕着灶具还会搭起棚子，形成类似街头大排档的地方，这个大排档中卖食物的人就被称为magenge。由于这样一个大排档也是社交的场所，所以magenge一词有时也包括混迹棚中的食客们。这一时期坦桑政府对magenge展开了持续的驱逐，达市市议会主席曾用“如鲠在喉”表达过他对这些人的厌恶。驱逐理由变化多样，坦盟政府曾使用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传统主义的话语来为驱逐城市无产者正名。

今天，直接针对城市无产者群体的驱逐不再那么频繁，但也并未绝迹。2002年末，达市计划将市中心的街头小贩们（machinga）集体迁移到城郊重新安置，但由于machinga在城郊无法维持生计，他们像社会主义时期一样纷纷跑回了市中心，11月31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枪械与machinga展开巷战，试图将他们重新从街道上驱逐出去。不过这样明显的正式冲突并不常见，尽管官方法律规定成为machinga需要持证在规定区域上岗，但大量的街头售卖者也并不真的有证，也经常在规定区域之外进行商业活动。

从殖民统治下被污名化的“混混”（wahuni），到让社会主义政府“如鲠在喉”难以安置的小贩（magenge），再到今天词义相对中性、却仍随处可见的“忙人 ”（mishemishe），对大多数城市坦桑人来说，体面、稳定的工作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生计。这种不稳定性既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稳定工作岗位的一个退化品，它就是东非城市无产阶级恒常的生计方式。严肃对待这种生计方式意味着承认现代性对于稳定工业化工作之承诺遭遇了恒常的失败。自从坦桑尼亚开始城市化以来，这些“不被需要的”“不事生产的”人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生计方式。不稳定无产阶级有着比全球化更为悠久的历史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个词是无效的（Munck, 2013）。传统的工人阶级叙事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定位不稳定无产阶级这一点反过来提醒我们，有必要超越20世纪发展主义的承诺（Ferguson & Li, 2018），对不稳定工作所厕身的政经环境作出更具体的考察，超越对劳动和体面工作的关注，我们将可以观察到城市无产阶级和他们生计来源之间超越雇佣劳动之外的其他关系形式。

作者简介

中尧，TyingKnots Contributor，一直在自学人类学，刚刚PhD申请全聚德。

Reference:

Berry, S. S. (2019). Entrepreneurial Labour. In S. Bellucci & A. Eckert (Eds.), GEN- ERAL LABOUR HISTORY OF AFRICA: Workers, Employers and Governments, 20th–21st Centuries (p. 457-474). Woodbridge: James C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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