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扩充到2亿左右。随着新就业形态从“变量”成为“常量”，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被提上日程。

2020年8月，人社部拟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引发社会对新形态就业者权益关注的“涟漪效应”。

外卖骑手、即时配送骑手、同城货运司机……在国家统筹、企业破局的协同努力下，这些曾经被打上打零工、不稳定、没保障等标签的灵活就业群体，其社保难题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经济迭代，灵活就业群体社保问题引关注

新形态就业者的涌现，根源于经济模式的迭代。但政策的完善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并非同步进行，而是必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就导致许多新生市场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劳动权益问题备受关注。

以网上讨论最多的骑手社保问题为例，关于给外卖骑手上社保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保体系与劳动关系均为“绑定关系”，但外卖行业鉴于骑手需求、用工模式的不同，用传统社保制度去规范外卖行业的新就业形态，难免有方枘圆凿的尴尬，这正是骑手社保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骑手来说，多数骑手的核心诉求主要在于收入——希望派单量多一些、单价高一些。现行平台机制下，有商业保险作为保障，部分骑手对于长期保障的社保需求并未十分强烈，毕竟扣除社保上交的支出，拿到手的切实收入与利益确实少了。

对于平台来说，全面覆盖五险一金的社保体系，无疑将面临不切实际的庞大支出。根据美团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2021年上半年，美团日均活跃骑手超过100万人。一个企业给百万体量的骑手上社保，这种压倒性支出显然并不现实。

然而，从长远来看，面对容量持续扩大的骑手基数，同时又必然是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平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如何才能在骑手利益保障与现实情况中间，取得一个不偏不倚的“平衡点”？

国家统筹，职业伤害保障成破题关键

好在，国家“看得见的手”已经为企业的进化之路指明方向。

作为政策的“前哨”，过去两年两会提案，已然推动改善了不少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曾提出，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则。

从后续来看，这个提议明显得到了采纳。骑手社保的问题，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明确答复。

2021年8月，时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务院例行政策吹风会上表示，人社部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保障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在1月28日的四川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省人社厅就透露，正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适时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旦外卖小哥等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伤害事故，将会按照工伤保险相关规定得到相应补偿。

从国家力量的政策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分支之一，“职业伤害保障”成为促进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解绑的解题思路。

其背后逻辑不难理解：由于骑手的工作一直都处于“在路上”的状态，风里来雨里去，遇到危险和意外的概率比较大。相比于落地困难的五险一金，从工伤保险帮助骑手接入社保体系，过渡更为平滑，消耗的社会资本也相对较低，是灵活就业群体社保破题的优先之选。

政企联动，打造劳动保障“中国模式”

在国家统筹规划下，各大平台很快就找到了破局的方向，企业对骑手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步伐正逐步加快，政企联动、同频共振的平台经济发展新局面显现雏形。

去年9月10日，人社部等4部门对美团、滴滴等企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开展联合指导。美团表示，将响应国家号召推动落实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计划，完善骑手社会保障，努力解决骑手工作的后顾之忧。

美团落地的种种政策，离不开国家统筹的清晰指引。从灵活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这一切口，可以看出无论何时何地，统筹全局、精准施策的国家力量，始终是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持续进化的底气所在。

可以预见，在新经济形态日趋完善的未来，这一融合政府与企业的“中国模式”，将为更多持续涌现的新职业就业群体提供更精准的劳动保障、打造更有温度的劳动环境。